上影节电影投资人集体反思：不该说教观众，也不该说教创作者
搜狐娱乐专稿 （哈麦/文）电影行业蓬勃向上的那些年，无论是投资人还是创作者，都自信满满，指点江山，仿佛掌握了拿捏观众的绝招，找到了必胜的方法论。
而行业收缩期，各种原本奏效的大招都不灵了，反而像《给阿嬷的情书》这种离电影工业和内娱都很远的小片获得了成功，于是大家开始思考，什么才是电影行业的第一性原理。
每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论坛都是业内人士讨论行业现象，输出观点的适当场合，今年的主论坛，汇聚了大麦娱乐总裁李捷、儒意电影董事长兼总裁陈祉希、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王隽、导演文牧野、董润年等嘉宾，贴合当下，论坛的主基调变成了“反思”。
投资人的反思——
“不应该说教观众，也不应该说教创作者”
今年的现象级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自然很多话题都围绕这部电影展开。
《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虽然具有偶然性，大概率无法复制，但它给业内投资人、创作者带来的冲击不小，它让大家开始认真地想，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投资观和创作观？
在今年的上影节主论坛上，参与了《给阿嬷的情书》出品和发行的大麦娱乐总裁李捷就对此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反思。
李捷说，像《捕风追影》《镖人》《给阿嬷的情书》这几部成功的电影从传统意义讲都是预设不被看好的类型和题材，尤其是《捕风追影》《镖人》，大麦娱乐投的时候内部争议非常大，结果反而都是好的。
《捕风追影》是因为大麦娱乐之前跟杨子导演合作过《宠爱》《龙马精神》，很信任，到了不好意思不投的地步。
《镖人》是传统武打片，这个类型已经式微，是吴京的诚意、态度和决心“干扰了”他们，让他们最终决定投资。
《给阿嬷的情书》是一个完全没有预期的成功。2021年，导演蓝鸿春的第二部电影《带你去见我妈》送到了大麦娱乐，在李捷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项目，那年因为市场供应不足，他觉得这个有美食有亲情关系的潮汕方言幽默喜剧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不贵，赔也赔不了多少，就投了。
正因为投资小，只拍潮汕电影，蓝鸿春的前两部《爸，我一定行的》《带你去见我妈》都没有让投资人赔钱，这让大麦娱乐对他产生了兴趣，于是到第三部《给阿嬷的情书》，才没有犹豫又继续合作了。
这几部电影的成功让李捷意识到，过去相信的，比如题材和类型能复制，大制作、大的演员可以带来观众进电影院的兴趣，抓住一个话题或一种情绪就能成功，这些投资方法论都是事后总结出来的，可能是错的。
而实际的情况是，观众永远比创作者审美和观影兴趣变化更快。
因此，未来的投资思路也要转变了，就是得把题材、类型、演员、成本等体外的东西放下，重点就看创作者的态度够不够真诚，故事本身是不是能得到认同。
“我们无法把握观众下一部到底想看什么，干脆变得更简单，也不看今天的情绪，也不看观众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就拍我们相信的东西，只要这个东西我们自己能认同，它可以穿越时间，五年后看也不觉得落后，也会被感动，我们就应该去投。
每一部成功电影背后，最底层的第一性原理就是真诚，观众看到了这部电影创作的诚意，尊重了我，对得起我花的电影票，我进来没有被割韭菜，没有被欺骗。”
对于资方和创作者的关系，李捷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觉得一方面要坚持长期主义，要有耐心，另一方面要少说教创作者，让他们在创作中拥有主导权和表达空间。
“没有人比蓝鸿春导演在创作中更有话语权。《给阿嬷的情书》放到很多公司应该都是过不了会的，不是我们多有眼光，是他具备在创作中的绝对主导权。
今天电影不应该说教观众，那是非常致命的。同时也不应该说教创作者，不要告诉创作者，这么拍不行，得拍那个，那个才能有话题，这个演员没有流量，你得用这个演员，很多电影是被这样毁掉的。”
当然，在制作成本上，李捷坚持要投资方说了算，不“纵容”创作者在成本上的任性。他觉得有时候因为片子便宜，反而有了创作自由。
“过去几年，我们投了一些比较贵的电影，也赔钱了。一旦电影成本上去之后，导演和主创自由没有了，因为他得把这个钱花掉，就会想往高的配置，可能忽略故事以外的东西，更多依赖场景、特效，包括视听的东西。”
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王隽也强调，创作者要心怀真诚，而资方要有耐心。
上影集团从2020年开始启动“新人计划”，中间经历了非常大的困难，甚至于走不下去，但最终的结果不错，《逍遥游》《我和我母亲的疼痛》《拼桌》《爱情神话》《浪浪山小妖怪》《燃比娃》六部电影孵化成功，《爱情神话》是小黑马，《浪浪山小妖怪》成了爆款。
“发掘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很纯粹，希望让他自由表达他想要的故事和情感，但前提是真诚。有了真诚之后，会少一些世故，少一些势利，少一些七七八八的杂念。
随着科技迭代，信息的爆炸，我们要扶持新生代力量变得非常需要耐心和定力。对于每一个年轻创作者来讲，他是在经历希望和焦虑的博弈。如果你坚信和真诚，就能够跑得出来。”
对创作者的要求——
“不一定要赚钱，但不能亏钱”
当然，投资人对创作者也有要求，你有没有找到好选题的能力，是不是能写出让资方无法拒绝的剧本，对做好一个项目够不够执着，能不能控制好成本至少做到不亏钱，这些都是投资人最基本的期待。
儒意电影董事长兼总裁陈祉希直言，市场好的时候，企业会有一些责任担当，做了一些商业片赚钱，同时也会拿出赚的钱反哺青年导演文艺片的创作。但是在当下，整个市场非常紧缩，优先考虑的还是市场向的商业片，对于青年导演的第一部商业片，要求是在控制好预算的情况下，不一定要赚钱，但不能亏钱。
这就对新导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真正能做到像蓝鸿春那样瞄准一个冷门赛道，控制好成本，一部一部稳扎稳打，不给投资人亏钱，甚至还能赚大钱的，凤毛麟角。
按照陈祉希的表述，很多青年导演最大的问题是选题和投资方的需求不符，投资方看的是一个选题的受众面够不够广，能不能引起观众共鸣，而青年导演们大都在表达自我。
“从市场项我们更注重选题，你的受众面是不是够广，能不能产生共情。观众进到电影院看电影看的是什么？要么是造梦的过程，要么获取某一种情绪价值，要么是一种情绪释放的出口，要么就是一个非常当下的议题。但是更多青年导演最大的问题是，他们都在表达自我，到底有多少观众愿意进到电影院去看某一个导演非常小众或者私人的自我议题？这样的项目一定是我们不会去选择的。”
陈祉希把做导演跟做厨师类比，有的餐厅火爆，是因为厨师做出来的菜符合80%以上顾客的口味，而有的餐厅装修很好，很贵，显示身份和地位，但大家并不会进去。
“做导演也一样，导演对于情绪价值的理解，对于爱的理解，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情感观、价值观符合80%观众的时候，大概率这个影片是会打动观众的。但是很多创作者，非常个人向情感价值的东西，推向市场上没有办法被观众认可。”
另一方面，这些导演想要的钱还都不少。
陈祉希说：“现在有很多青年导演他们自己文艺片的创作成本都比蓝导的《给阿嬷的情书》要高很多。”
陈祉希在和这代青年创作者的接触中另一大感受是大家都普遍缺少韧劲儿，不够执着。
她拿曾经的一批70末及80后新导演举例。
徐峥的《泰囧》流转了三四年才找到投资方。
大鹏的《煎饼侠》也是辗转了三四年最后找到她做的制片人。
韩延在做《动物世界》前做了好几个小短片去打动制片人给他出预算做特效。
陈思诚的第一部《唐人街探案》找了很多行业内的、行业外的人看剧本，反复做剧本测试，一次又一次推翻修改，成片后又做观众测试。
而现在的很多创作者，在投资方给出第一轮剧本反馈后，就没有消息了。不像以前的创作者一次又一次地推翻自己，重建自己。
“尤其这几年，我没有看到创作者特别的执着。有特别多的剧本递到我们面前，第一轮看完，我们给他的反馈是，选题还挺有趣，但是故事层面上完整度不够，人物关系做得不好，人物没有那么精彩和丰富。当你反馈回去的时候，创作者就石沉大海了。
创作者的态度和好故事是必须具备的最基本元素，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何谈拍电影。
大家日子过得太好了，反而放弃了很多东西，一上来青年导演也追逐大成本，我一定要找到大演员帮我演，大家抛弃了非常多的初心。
现在有这么多的创投，每年拿出这么多的奖金去扶持青年创作者，可是每年有几部电影创作者真正坚持下来，把他们的作品呈现到观众面前了？可能连1%都没有。”
《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和《年会不能停！》导演董润年曾经也都是新人，现在已是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
文牧野的经验是，新人导演要尽量找机会拍，练一练自己的技能。还有就是得保持表达欲、分享欲，以及被人看到的欲望。
“这种欲望始终促使你不停地寻找自己想拍的东西，寻找合作伙伴。希望与人交流，才会做电影。你希望有话说，这个话要有人听。这是我一路走过来最大的感悟。”
董润年觉得创作者在创作内容过程当中，应该完全相信自己的内心，不受干扰。但是在考虑电影作为一个产品呈现的时候，至少要想清楚观众是谁这个问题。
编剧出身的他还建议年轻导演一定要想办法去锻炼和增强自己的剧作能力，在这一方面只有足够过硬，就有机会。
“这几年我发现一个特点，凡是故事讲得比较好的电影都很受欢迎，都获得好的成果。年轻创作者，有机会的话，一方面要坚持拍，坚持投，另一方面，一定要想办法去锻炼和增强自己的剧作能力。”
